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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是如何成为文字学永恒经典的？

主讲人:黄德宽演讲地址:清华大学人文清华论坛演讲时间:2022年6月

文字的创造和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在世界文字发展史上，只有汉字自产生以来一直在持续使用，至今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汉字不仅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交流工具，也是传承和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作为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的古典文明，汉字在中华文明传承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汉字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对汉字的研究也很早就开始了。这里要给大家介绍的《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东汉时期(25-220年)产生的一部文字学经典。

黄德宽，清华大学人文学科教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保护中心主任，中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文学博物馆馆长，安徽大学原校长、党委书记。在古文字学、出土文献和古文明研究领域，先后主持和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汉字发展通史》和重大委托项目《安徽大学战国竹简整理与研究》等。，并出版了多种著作，其中《古文字谱系释义》、《古文字发展论》两次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获教育部优秀科研成果奖(社科类)一等奖。

《说文解字》是一本怎样的书？

《说文》的作者许慎是东汉著名的儒生。据《后汉书·儒林外史》记载，许慎少年学经，被称为“五经无与伦比许舒之重”。许慎“讲了五经的故事是否不同，所以写成五经异义”。又撰《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世”。许慎在经学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地位。他写《说文》的主要目的是为经学服务。

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5年)武帝尊儒术，设五经大夫。当时流行的五经主要是金文经典。西汉末年，校书记刘欣发现《王亭集》中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大相径庭，于是主张立古文经学，由此引发了经学史上今文经学之争。所谓“金文经”，是指通行的隶书抄来的经书，是汉字从秦篆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逐渐演变而来的；《古文经》是先秦(战国)古文字抄来的。古今字与文的区别，是古今经典争论的焦点。现代经典学者根据隶书解释人物结构，有“马头长”“人持十分为‘斗’”等谬误。许慎批评今天的经学之士“俗而庸俗，玩弄所学，听信所学，不见通学，不见所言所例，怪旧术而擅野言，所知之秘”。所以他写《说文》，是为了“解谬误，明学者，达神旨”，纠正经学中对文字的认识和解释的种种错误。《说文》从每个字的解释到全书的结构布局，都深受当时思想文化，尤其是经学的影响。就《说文》的内在系统性及其丰富的思想文化内容而言，我们可以把这部《说文解字》作为经典来阅读和理解。

许宣纠正的“大徐贲”图

《说文》的写作始于东汉(25-220)八年(83)，许慎师从贾逵。它写于许年，汉永元十二年(100年)，安帝建光元年(121年)，他的儿子向皇帝提交了最终版本。《说文》作为第一部系统分析和解释汉字的著作，问世于东汉时期，与汉代“小学”的繁荣发展密切相关。《小学》是以考据训诂学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献学。《小学》作为儒家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汉代注释经典的需要，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出现了一批著名的考据训诂著作。汉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为许慎撰写《说文》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说文》写作期间，许慎“博采众长，师从于逵(贾逵)”。可见《说文》的产生得益于汉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和文献学的进步。该书既是许慎个人伟大的学术创造，也是那个时代文献学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

《说文》的出现标志着文献学的正式确立，影响了中国两千年来文献学的发展走向。文字和书籍的编纂，文字的研究，文字的规范和教育等。，都以《说文》为基本依据和标准。不仅如此，《说文》本身也早就是文字学研究的对象，如唐代的李，南唐的徐铉、徐楷，宋元时期的“六书”研究。到清代，《说文》学已成为一门专门学科，被称为“徐雪”或“说文学”，并出现了段玉裁、桂馥、王钧、朱等四位著名学者。据丁编《说文解字》统计，清代《说文》学者达250余人。

《说文》对古语词义的解释和揭示，对阅读先秦典籍有很大的帮助，是打开中国历史文化宝库的一把钥匙。北齐颜之推曰:“《说文》有规定，分析了贫穷的根源。郑玄的笔记经常被引用作为证据。如果你不相信，你就不知道一点一滴画出来意味着什么。”(颜家训书证)清代《说文》学者段玉裁说:“没有《说文解字》，仓、华造字之精，周、孔经典之大旨，就不会流传到古之末！”(《说文解字注》第十五卷下)

随着1899年殷商时期(约14世纪至约11世纪)甲骨文的发现，古文字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写于殷商末年的甲骨文，埋于地下三千多年。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早期甲骨文学者能够快速解读和识别甲骨文字，《说文》起到了桥梁作用。比如罗振玉考证商周金文，然后根据金文鉴定甲骨文，这是他的基本做法。《说文》篆书是中国古代文字发展的最终形式。通过篆书可以连接古今文字，支持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的解读。没有《说文》中保存的篆书等古文字，没有《说文》中建立的文字分析和解释方法，甲骨文等古文字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不可想象的。

《说文》本来就是为了“解经义”而写的。《说文》问世近两千年来，不仅深刻影响了文字学、训诂学和文献学的发展，而且是学者解读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先秦典籍和古代思想文化必须依赖的重要参考。即使从世界范围来看，具有如此持久生命力和现代意义的古代学术著作也是非常罕见的，《说文》堪称汉字研究的永恒经典。

徐恺对《肖旭本》资料图片的校勘和注释

如何读《说文解字》？

我们今天应该如何读《说文》？总的来说，从专业角度阅读这部经典时，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把握本书的编纂背景和目的；第二，要知道它的整体结构；第三，要熟悉它的解说风格；第四，欣赏其文化内涵的揭示。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可以通过一组数字来把握读《说文》的重点:2、6、14、540、9353、133441。

(1)所谓“2”是指《说文》有两个流行的早期版本。《说文》有两个流行版本:大徐贲和小徐贲。《大徐贲》是徐铉校正的书。徐铉，本名陈鼎，始于南唐，后归宋。徐铉改《说文》，分卷，增异字加新字，给《说文》加了几条注释。《肖旭本》是徐铉弟弟徐恺校注《说文》的书。晋楚，南唐官员，卒于南唐灭亡前夕。许恺有《说文解字传》四十卷，分为通释、偏叙、通论、去伪、集群、错综、疑叙。是第一部全面注释和系统研究《说文》的著作。第二，徐对《说文》的传承贡献很大。其次，徐根据这两个版本传承和研究《说文》。两个版本也有一些不同，大家可以互相参考。

(2)所谓“六”指的是“六书”，即《说文》中所描述的六种构词和用词方法。“六书”这个名称最早是在周立发现的。郑重的《周立注》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都提到了“六书”的具体名称，班固说“六书”是构词的基础。《说文·叙》不仅有“六书”之名，而且对六书进行了界定。郑重、班固、许慎的“六书”名称和顺序不同，但应该没有根本区别。“六书”是《说文》中“训诂”的基本方法。虽然书中每一个字都没有标明属于“六书”的哪一类，但根据其分析，读者很容易做出判断。《说文》之后的“六书”基本都是以许慎的说法为基础，成为东汉以来讨论汉字构形的基本理论，宋元时期也形成了“六书”学。阿清代学者戴震认为，六书中，“象形、意、声、形”是字的“体”，即构词法；“背借”是字的“用”，也就是用字的方法。“六书”和“四体二用”理论被学者们广泛接受。今天看来，《说文》对“六书”的定义有点过于简单，但经甲骨文等古文字资料验证，许慎的“六书”说基本符合古文字构造和使用的实际情况。《说文》中的“六书”理论奠定了汉字构形理论和分析方法的基础，至今对文字学的理论建设仍有重要影响。

“六书”的具体含义如下。“指物之人，视之可识，观之可见”(《说》)是指用抽象符号组合或象形符号标注形成新词的造字方法。如“一”、“二”、“三”、“四”都是抽象符号的组合；而“伊”是在人的每个腋窝(大)上加一点，以标记腋窝在哪里；“甘”是在口中加一横图，表示口中含食，味“甜而美”。

“象形字，作物而画，随体而行”(《说》)，是根据客观事物的形态轮廓来构成文字和符号的方法。象形字又叫“文”、“文哲，物象之本”。比如“贝”是海贝的象形文字，也指钱；“书”是简牍构成的书的象形文字；“身”是怀孕的形象，突出腹部。

“形声字的人，以物为名，用比喻相得益彰”(《说》)，这是一种把与词义有关的象形文字和表示该词读音的音标结合起来的方法。徐神举的例子是“姜”和“何”。这两个字的含义都与水有关，比喻符号是“水”，“公”和“可”是表示其读音的音标。拼音文字是汉字最重要的构成方法。一方面，音标继承了汉字以形表意的传统；另一方面，音标通过记录声音来建立文字与记录文字的关系，为汉字的形成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据研究，在西周时期，约80%的新造文字是形声字，在战国时期，99%的新造文字是形声字。即使在今天，我们也要为新发现的化学元素创造一个新词，用形声字的方法很容易实现。拼音方案确保了汉字这一经典书写系统将永远保持生命之树。

“如果你知道，就拿你和别人的友谊做比较，这样你就能看见你的手指了？”《说徐文》是一种新的造字方法，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组合起来表达一种新的意思。总的来说，可以参考许慎的定义来分析甲骨文等古文字中的会意字。比如“得”的“取”字，由象形文字“有”(右手)和“儿”组成，意思是在战争中杀死敌人后，取左耳作为邀功的证明。《说文》分析说:“取，捉而取，又从耳。李周:胜者拿走左耳。”司马法》说，“献礼物”。聋子，其耳也。”《李》《说文》:“活也，从大者之上。”“站”是指一个人(大)停在地上(1)。《说文》:“你，我，也，是两面人。”“替代，废除，背离。”“子”和“体”两个字都是由两个字“里”组成的。不同的是，“子”与两人并列，“体”的位置比“李”低，表示废除和取代。分析许慎的“片面”性格，显然是有历史渊源的。

《说文》:“传注者，建类而同意收”，如“考”“老”二字。许慎分析，“考”是形声字，“老”是会意字。对专诸的定义有很多不同的理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戴震认为,“专诸”是同义词的互释。《说文》:“借者，无字，信物照声。”“假借”就是同音字的相互借用。戴震称之为“专诸”和“假借用”的用词方法。

(3)所谓“十四”是指《说文》有十四篇，即《说文》的结构和部分。《说文》从“一”字开始到“海”字结束，共收集了9353个篆书作为解释对象，然后将这些篆书分为14章，每一章又包含若干个“部”，每一个“部”又按照一定的规则与相关的字相关联。这是《说文》的基本结构。此外，第十五条是后叙和徐冲的上表，也统称为十五条。

《说文》中“始与终”的深意是什么？许慎说得很清楚。《说文》在“一”下说:“始惟道立于一，造天地而化为万物。”“一”是万物之始，所以《说文》从“一”开始。为什么最后一个字是“海”？《说文》在“亥”下说:“十月，太阳微升，太阳升起后生儿育女，重归于好。”在夏历中，十二支的“子”配在十一月，以此类推，十二支的“海”在十月。因为“十月(亥)日微升，则阴升”，所以阴阳交替，循环不息。所以说“海生而复得合”。这说明《说文》的结构受到了战国秦汉时期流行的阴阳学说的影响。

(4)所谓“540”是指《说文》的540个部首。《说文》将收集到的所有词语分为540个部分，每个部分选取一个每个词语共有的部首(能指)列在这一部分的开头，以此引出这一部分的所有词语。这个被选中的偏旁(能指)叫做“偏旁”，偏旁与这一部分的所有词语都有着意味深长的联系。《说文》第一个字是“易”，也是偏旁，“万物归一”是对“易”作为偏旁的解释。“海”是《说文》的最后一个字，也是540本书的最后一个部首。但是，在这个偏旁之下，并没有一个通用的词。这个现象值得注意。这说明许慎在确立部首时，既考虑了各部首分部统一人物的实际作用，又兼顾了《说文》的系统结构，体现了“学万物”、“明穷”的思想。因此，即使“海”没有统一的文字，它也被列为偏旁部首。

《说文》的540个部分是按照人物“形相连”的，如第一部分，共14个部分，按照“一、二(上)、秀、三、王、王(玉)、爵、齐、士、、丠,丠,丠,丠“一”是《说文》的开头，《商》的古文“二”列在第一部之后，“史”列在第二部(商)之后，“三”在第二部(商)之后，“王”画三幅。齐篆书(见图一)形似三，书生形似十取一。丠丠丠丠丠丠丠丠丠丠丠丠丠丠丠丠丠丠𰵀𰵀𰵀20000000第一卷十四部的顺序是“以形相联”，全书五百四十部都是按照这个原则排序的。”《540部》是《说文》的重要创造，也是许慎揭示和建立汉字系统内在联系的一次成功尝试。《说文》的划分奠定了历代根据偏旁部首编纂字典的基础，现代字典的偏旁部首也是从540开始逐渐简化和发展的。

图1

《说文》各部收集的文字编纂遵循“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原则。“同篇同源，共理一致”的方法。有些偏旁词是按类别排列的，如“玉”按第一玉名、第二玉器、第二玉物的顺序排列。根据字义列出了一些偏旁部首。比如“施”这一部分的第一个字是本朝皇帝的姓名禁忌，后面是“、”、“牺牲”、“不幸”等各组字。《说文》中人物的排列，从不同角度建立了人物之间的关系，使看似混乱的人物相互联系。这不仅表明许慎对汉字的关系及其系统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进行了辞书编纂的实践。

(5)所谓“9353”是指《说文》中所收的全部官印字，即《说文》中所分析解释的全部字。《说文》以篆书为“正”，是标准字体。这就是许慎的“篆书今述，结合古书”的原理。“篆书今述”是指以篆书(小篆)为正字，同时会根据需要搜集一些古文、杂文。《说文》中所谓的“古文”，主要是《孔子书于墙》和民间供奉的古文所用的文字，“散文”是西周晚期太史活所编的字典《世说篇》中的文字。据《说文》记载，古文和散文的收入主要在与篆书不同的字形上。例如，古文字和雒文所列的篆书“几”、“子”、“类”:

除篆书外，《说文》还收集了200多篇散文和近500篇古文。此外，《说文》还收录了一些篆书或篆体、古体怪字和俗体。这就是《说文解字序》中记载的1163篇“重文”。许慎撰写《说文》时，对篆书、古文字、古文字、俗字或体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既有助于比较篆书与古文字的异同，又保存了汉代流传的各类古文字和篆书外文资料。这是许慎对汉字研究的巨大贡献，使篆书和古文字得以传承。

(6)所谓“133441”，是指许慎《说文》在释义、字形、注音等方面的总字数。《说文》是每个篆字下的第一个“解释”。许慎的释义采用了多种方法，如同义词为训、读音接近读音训练、标明词的来源、界定标准的界限等。，如:“鲁、”；“天、地”；“上帝，导致万物的上帝”；“官者，统治者也”。此外，《说文》还引用文献用例，引用人们的俗语或地方俗语作为辅助证据来解释词义。如:“王，天下往何处去。董仲舒说:在古代，写字的人是三画之王。三、天、地、人也，参之者为王也。子曰:“三才是王道。“许慎以《天下归一》之“王”解“王”，是音训，董仲舒、孔子引用，用以说明“王”的形义关系。《说文》或引人物或注明是谁说的，或用“一曰”和“易云”保持不同的解释。

二是“说形”。《说文》在对每一个字进行解释后，对其形状进行分析，以揭示形式与意义的关系。许慎的形论，就是把《六书》的理论具体落实到对每个人物的构型分析中。象形字以“似某形”和“似某形”来分析，如“人”、“似胳膊腿”、“东”、“似某形有枝干”。用“从某”表示标记在哪里，如:“本，木下，日，从木，下一。”“尽头，木头的尽头。从木，一上。”注音字是通过“从某个音”来分析的，比如“你，朱烨”。从右边。“知道这个词是用‘从某物到某物’来分析的，比如‘分析，破木’。它是折叠的。从木到斤。”许慎认为还有一些字的结构是既知又形声字，用“从一字到另一字，一字也音”来分析，比如“娶妻，娶妻”。女人拿了又拿。”

三是注音。在《说文》产生的时代，小学生对文字读音的注释还停留在“某音”的阶段，也就是选取一个同音字来注释另一个字的读音。《说文》注音主要是通过分析形声字来指出“从某音”，既分析字形结构又指出这个字的读音。《说文》中注音字约占80%。通过分析指出这个字的读音是一种可行的方法。由于形声字来源复杂，并非每个形声字的音标都与该字读音相同，而其他非形声字结构类型的字不含音标，所以《说文》的注音不能完全通过分析形声字结构来解决。《说文》除了分析语音结构外，还采用了“读若”和“读同”的方法，用语音相同或相近的词进行注音比较。如采用常用词、常用词、经典文献词进行注音对比，如“读书为宣言”、“读书为私伴”、“读书为伴”等。今天看来《说文》的注音是落后的，但在当时，许慎却是煞费苦心，系统地分析形声字，从构形层面解决了大部分文字的注音问题，进而以“读若”的方式标注出部分文字的特殊读音。

通过以上一组数字，可以大致了解《说文》的主要内容，如版本、造词方法、全书结构、内部系统性、收词范围、分析解释词的形、音、义的体例和方法等，基本把握阅读《说文》的重点。

读《说文》要注意哪些问题？

许慎对文字对于中华文明延续和传承的重要性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说，“盖文字者，乃经典之本，王政之始，前人如此之低，后人如此之老。所以日本人生于道，最知天下，不能乱。”许慎的文献学思想和观念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代学术意义。许慎不仅通过探讨汉字的构形及其承载的文化意义体现了他的文字学观，而且《说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为汉字的诠释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传统文字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读《说文》，首先要真正认识许慎，理解许慎写《说文》的意图，更好地欣赏其思想内涵和文化价值。

在读《说文》的时候，也要意识到书的局限性。虽然历史文化的发展在汉字生生不息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但解释者对汉字构形及其负荷的历史文化内涵的解释，总会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许慎对汉字的解释受到先秦、秦汉历史文化的影响，既体现了对孔孟等先秦儒家思想的继承，又接受了汉代的儒家思想，融合了阴阳五行的观念。同时，先秦秦汉的其他思想文化或多或少都隐藏在《说文》中。说到底，《说文》对很多汉字构形及其文化内涵的揭示，只是许慎所在时代所理解的历史文化，未必符合汉字构形的本义。因此，我们在阅读《说文》时，不仅要关注许慎对汉字构形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元素的阐释，更要从历史文化的现实出发，尽力寻找和还原不同历史阶段汉字产生和发展所凝聚的思想文化内涵，努力探索汉字阐释的科学方法和正确路径。

《说文》的局限性还体现在它所依据的文字形式上。《说文》“温柱安”是汉字经过漫长发展后的形态，它只是秦汉时期的一个文字样本。“古文”和“散文”虽是先秦时期的古文字，但数量有限，是抄来的材料。以许慎字体为例，探究其构形的本义和历史文化内涵。据其说，篆书是古文字发展中的最后一种，而古文字并不是最早的形式，尤其是属于战国时期的古文字已经败坏。用许慎长期演变甚至错误的字形来探讨构词法的初始意义和文化蕴涵，必然会产生各种错误。尽管许慎以其惊人的洞察力将这种错误控制在最低限度，但仍有少数人在解释文本中做出不当的分析和错误。因此，在阅读《说文》时，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许慎身上存在的各种错误和问题。

近百年来，随着商代甲骨文的发现，大量的两周金文和战国秦汉文字相继问世。一方面，《说文》为解读甲骨文等古文字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甲骨文等古文字也为发现和纠正《说文》中的错误，解决其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所以读《说文》，一定要高度重视甲骨文等古文字的新成果。只有充分利用古文字成果来纠正《说文》的错误，才能充分发挥《说文》这部文献学经典的当代价值。

《光明日报》(2022年11月12日第10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